一顆平庸的紫藤花  (刊於社聯-2002)

據文獻記載,1843年香港有妓女20名左右,因海港船隻往來頻密,外來的勞工亦增多,因而對妓女的需求殷切,兩年後妓女的數目增至123人,她們多是華裔,間中亦有葡藉及其他國藉,當時她們多集中在香港島.

第二任港督戴維斯於在1845年開始向妓女抽稅,當時稱為「妓捐」,利用這些稅收開設性病診所,除妓女們去檢查外,還有軍人/海員(他們大部份是嫖客)等人可到醫院求診,費用全免,如診所經濟有困難,則再向妓女抽捐。當時全港有31家妓院,妓女約156人,每人每月要納1.5元,妓院要納5元,政府每月就可收入400元,由警察親自上門收取,這是第一次政府正面承認性工作,當然也是出于控制的角度.

1857年香港政府頒佈《牌照法例》,凡在領有牌照妓院裡的妓女必定要接受身體檢查,那妓院的主持人就強調自己院內的妓女乾淨安全,也把她們的身價提高,妓院亦漸有規模,有些條件較差,便轉為當私娼。

1903年第13任總督彌敦,把龐大的妓女群,遷移劃地經營,華人妓女全在石塘嘴,全盛期有3000人,大小妓寨有100間,而九龍則在油麻地廟街一帶,從1905年至到1935年間,娼妓業最為興盛。據悉,當時政府的一半收入都靠娼妓業。

直到1932年因英國婦女運動冒起,她們反對娼妓,向英國政府施壓,因此殖民政府也跟隨宗主國的政策實施禁娼,但殖民地政府並不想禁娼,因為依賴妓女謀生之人實在太多,禁娼對當時香港政府的財政有莫大的影響,但是,在強大的壓力下,1935年6月30日所有妓寨需要關門。

但當時禁娼並沒有杜絕妓女,只是創造大量中間剝削者,使這些妓女收入更少,工作危險性更大。雖然有兩次政府直接干擾妓女的事件,但還是從管理控制等考慮,政府從中取得不少的利益,而中間人(妓院)也可從中剝削。

70年代中期﹐一個宗教組織曾進行一次有關香港娼妓的調查﹐根據調查結果估計香港有1萬8千名婦女從事性服務工作。80年代中期一份非官方統計﹐1984年從事性服務工作的婦女起初有4萬人﹐直到目前為止﹐有關人士估計起碼有10萬,這龐大的群體多來自幾方面:

一. 年輕的少女
大部份因中途輟學,閒在家中無所事事,聯群結隊四處遊蕩,結交損友,有部份遭受同輩強姦或誘姦後,感到羞慚,覺得自己是不潔之身,而社會上對她們也排斥,家人亦不接納,因此她們便會放棄自己。

亦有部份少女真正在娛樂場所工作,例如收銀、侍應,但其他人會覺得凡在娛樂場所工作都不正當,給她們加上標籤,這是促使她們入行的原因。

二.貧窮

由80年代中期香港工業萎縮﹐商家紛紛到海外投資﹐而最近又碰上亞洲區的金融風暴,更令到本地工人失業情況惡化,許多女性因生活困難﹐轉而從事這行業。

三﹑香港是個國際化的自由貿易城市﹐不單資訊四通八達﹐流動人口亦多﹐旅客來自世界各地﹐因此吸引不少其他國家的妓女來香港工作。她們大多來自東南亞,遠至歐美,近年卻不少來自蘇聯及東歐,她們多取旅遊護照入境,在港非法工作,但收費較高。

四﹑來自大陸的少女,她們有買假証件來的,有持旅遊證件的,到港後往不同的娛樂場所工作,因語言的關係,更容易被中間人剝削。

在香港的性工作者主要的工作場所有:「企街」(在街頭工作)、「一樓一」(在單位內獨自工作)、卡拉OK、夜總會、按摩院及桑拿浴場等。本文主要介紹「企街」及「一樓一」的工作情況。

雖然現有的香港法例並無指明性工作是違法的,大部分的法例表面上亦是阻止第三者的剝削和控制。但事實上法例的執行往往都是針對性工作者,令她們無法工作或被迫到更惡劣的工作還境工作,亦同時加深社會對她們的歧視,把她們推到社會的更邊緣。

「一樓一」

由於現時沒有任何法例直接針對在單位內獨自工作的性工作者,執法人員卻用種種的方法迫使她們停業。雖然「一樓一」跟本無需申請牌照,但警方卻以查牌為籍口,非法入屋騷擾、恐嚇性工作者;亦會聲言以「出租處所作以供作賣淫場所」等罪名控告業主,迫使業主終止租約;又或到性工作者工作的大廈的門口守著,把客人趕走,迫使性工作者結業;在經期或生病時請替工亦會被控「依靠妓女為生」及「租客等准許處所用作賣淫」等罪名。以上各種合法及非法的手段,目的亦只是把「一樓一」趕盡殺絕,使她們無法繼續工作。有些警察更濫用職權,要求性服務卻不付錢。除此以外,由於「一樓一」大部份的工作時間只有一個人,常受到賊人搶劫、客人強暴和暴力的威脅。就算事發後報警,警方有時亦不會受理。

企街 

街頭性工作者最主要面對的問題是被控訴「唆使(引誘)他人作不道德行為」。雖然這法例並無指明針對性工作者,但卻常常被用來控告她們。執法人員認為有人用言語、表情、動作、甚至懷疑有此動機即可以被拘捕。以往亦有性工作者被警察認出,而在買菜時被捕。警方又常用(放蛇)方法主動誘騙性工作者,警察會先開口問價,但卻指控性工作者為引誘者。更威迫利誘嫖客作為証人誣告性工作者。

禁娼到今,妓女行業從未間斷,而且愈來愈興旺,政府一直的態度是「隻眼開隻眼閉」,在法例中可見其矛盾,妓女此身份並不違法,但有關其職業內任何行為是違法,因法例的不清晰使執法者的權力過,加上社會上對性工作者的不了解,以至性工作者往往受委屈,條例雖然是包括嫖客,但是99.9%只有性工作者被抓,有時候執法者還會使用暴力。性工作者她們全無能力保護自己,要罰錢或坐牢,取決於法官對妓女有沒有偏見,在法律面前性工作者是絕對沒有基本的權利,99年有一宗個案,一名卡拉OK伴唱小姐被非禮,告上法院,當時法官宣稱做此行業的人根本就不是甚麼三九烈之人,因此判被告無罪,這些個案雖不至每天出現,但也常常發生。此外,像性工作者被嫖客打劫,或者事後不付錢的事經常出現,但投訴無門,執法者不會處理,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?維持公義到底甚麼意思?法津沒有明確說賣淫是違法,卻又給予執法者極大的權力,那性工作者可以怎麼辦呢?這樣她們只能尋求另類的保護。假若社會不歸還性工作者平等的身份,她們都不能有基本的權利。

社會的誤解

由於社會上對這個行業的歧視和誤解,一般人都認為賣淫是不道德的行為,而妓女是一些貪慕虛榮、不務正業的流鶯,所以,警察的掃黃行動是合理的,並且是應該積極地推行,因為她們破壞社會的道德,傳播性病。但到底誰傳染傳染誰?大部份的男性都不願用安全套,我們曾經接過一個案件,一名妓女的咽喉感染梅毒,這是工作其間感染的,那誰是受害者?假若出賣身體是一個不道德的行為,那利用她們的人就更不道德!

性工作者在工作上遇到的傷害,無論是暴力侵害、性病、法律上的不公平對待等,公眾都認為是咎由自取的,甚至社會服務人員都對她們冷嘲熱諷。她們面對的困難和苦況跟本無人了解,對性工作的否定更令她們的權利和尊嚴被受忽視。但事實上大部份從事性服務行業的婦女都是因經濟壓力,當中有不少更是中年的單親婦女,在現在的社會難以找到工作。她們亦是靠自己努力養活家人。況且現在惡劣的經濟已令收入大減,有些更不足以維持生活。政府不但沒有正視她們的困難,相反落井下石,令性工作者更埳困境。

現時,香港大概有10萬人從事性工作。假若政府要趕絕這行業,要一下子迫令所有從事其中的人轉業,必定會對香港的勞動市場做成莫大的壓力。我們認為,假若政府能有計劃地提供空間予性工作者生存,事實上對整體社會都會帶來好處。一方面,政府可以徵收入息稅,增加收入,而我們亦可以履行香港公民的責任,另一方面,性工作非刑事化後,性工作者無需再偷偷工作,更能擺脫黑社會的控制。事實上荷蘭、澳州及南非等國家,都早已實施性工作非刑事化,香港作為一個對外開放的國際大都會,亦應該考慮傚法其他國家的做法,讓性工作正規化,特別是在目前失業率高企的現況下,這無煙工業亦不失為一個可取的做法,能解決我們這一群自食其力婦女的生計。

妓女這個古老的行業一直存在已久,世界各地都有此行業,她們的存在反映出當地社會婦女的貧窮情況,政府不願承認此事實,又不願面對這群婦女,只是採取鴕鳥政策,任由她們在生死邊緣掙扎,令到她們沒有選擇的機會.我們作為一群關心貧窮婦女的姐妹,不能視若無睹,一個工人同樣出賣身體,遭遇就完全不同,社會給與他/她們合法合理的保障,那為何性工作就不可呢?是否出賣性器官就不道德呢?那有些行業人士為求私利不擇手段那又如何,例如地產商,我們如何評價,性工作者靠自己的身體謀生,一不偷二不搶老老實實工作養活家人,何罪之有?我們相信一個民主進步的社會,不應用強蠻的方法對付異己,我們相信不論宗族/性別/職業都不應受到歧視,應採取公平合理的態度了解她們,協助她們溶入社會,這才是積極的態度. 

基於我們的信念一群婦女于1996年紫藤成立,我們把自己定為一個爭取妓女權益的團體,承認性工作是工作,婦女絕對有權使用自己身體,不可以因職業的取向,而剝削她們應有的權利。社會應正視她們現時的處境,讓她們能夠有更大的空間表達自己的訴求、享有應有的權利和受到公平的對待,協助她們建立自己的群體,爭取合理的保障。

目前我們提供法律及健康諮詢服務,透過外展的工作,把資訊傳送給她們;亦開辦一些在職培訓班,例如法律、性病等課程,另外也進行一項法庭調查、探討司法及執法方面的問題。公眾教育方面,我們曾舉辦座談會,邀請不同的人士及團體對話,還有義工訓練透過直接的接觸可減少公眾對性工作者的誤解,我們亦出版香港性工作者的故事集及性工作者權益的刊物。

消除性工作者的污名,還她們的基本人權,讓她們有平等的選擇權,有合法合理的地位,這是我們的工作目標.

參考: 一中,香港黃頁 香港:海山圖書公司(1985)